“政治接班传闻主角”蒋孝武的表现和病故，成为蒋家结束权力顶峰过程中的一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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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经国晚年，社会上关于蒋孝武的传闻越来越多。有人曾开玩笑说，仅是蒋孝武本人，不知为多少政论、休闲、社会杂志创造了多少赚钱的机会。在众多传闻中，关于他的绯闻和关于他要“政治接班”的消息是主流。
“江南被害案”发生
蒋孝武有许多桃色传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与郑姓女富商的恋情。郑女十分富有，曾被列为当时世界十大最有身价的未婚女性之一。那时她只有20来岁，所主持的企业主要在台湾、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等地。郑家如此庞大的产业，自然引起了黑社会的关注。几年前，这位身价百万的女企业家就在菲律宾的吕宋岛被绑架，郑家担心付出近亿赎金会引起以后绑架之事接踵而至，于是出高价雇请一大批枪击高手，前去救人，最后击毙10多名匪徒、郑女也安全归来。为免除类似劫难，郑家就千方百计结交权贵，四处寻找靠山，发现最佳人选是蒋孝武。
从蒋孝武的角度来说，他渴望有雄厚的资金来支持他开辟一条登上更高权力宝座之路。一个离婚，一个非婚，两相情愿，于是一桩钱权结合的婚姻就产生了。1984年4月，有人在菲律宾看见蒋孝武与郑女手牵手在散步，不久传出他们两人秘密结婚的消息。由于双方家世的因素和其他政治方面的原因，也因为男是“二婚”、女方是“初婚”，再加上郑女的“生辰八字”表明她的“定情年”要在两年以后，所以婚事只好低调和“保密”情况下进行。但两年还不到，突然从台湾岛传出蒋孝武又与蔡惠媚秘密同居的消息，不久蒋、蔡两人又在新加坡公开举行婚礼。蒋孝武与郑女的恋情就此结束。
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蒋孝武走遍国民党的大部分要害部门，特别是他负责蒋经国和行政系统之间的沟通，可以每周定期见到父亲，向父亲提建议和拿到父亲的批示，帮助父亲作出判断和决策。因此在党政军特负责人看来，他已成为蒋经国的代理人。平时，蒋孝武把黄色的头发染成黑发，戴上一种墨色的隐形眼镜让自己发蓝的眼珠变成黑色，这是在为符合国民党的由黑头发的中国人接中国人的“班”的“法统”创造条件。问题是已经进入20世纪80年代，安排儿子蒋孝武“接班”不合时代潮流，也不可能被岛内各方接受。此时，发生的“江南被害案”改变了蒋孝武“接班”的势头。
笔名“江南”的美籍华裔作家刘宜良
江南，原名刘宜良，旅美华人作家。他的《蒋经国传》首度披露了蒋家的秘史，引起了蒋家的嫉恨。1984年10月15日，台“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指使台湾黑社会组织“竹联帮”成员陈启礼等人在美国暗杀了江南。因为，暗杀事件发生在美国本土，加上当时美国也不满意蒋家在台湾的专制独裁统治，很快查明陈启礼等人就是杀害刘宜良的幕后黑手。出面向陈启礼等人下达行动命令的是汪希苓，汪希苓肯定得到比他地位、实权更高的人的命令才会行动，在当时的条件下，让汪下手杀人的只有是蒋孝武。汪希苓只有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下行动，一种是得到明确指示，一种是得到某种暗示，蒋孝武给他的命令则是属于后者，因此事后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蒋孝武参与此案。事情被揭露后，舆论一片哗然，国际舆论和岛内媒体一致批评蒋经国的“传子”意图和蒋孝武的胡作非为。蒋经国开始正视蒋孝武的能否“接班”的问题，决定暂时将蒋孝武外放。
外放新加坡
1986年3月，蒋孝武就任台湾当局“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这个消息成了台湾“朝野”的热门话题，人们都在分析蒋经国此举的用意。蒋经国是用心良苦，一是替蒋孝武摆脱困境，岛内不少人批评蒋孝武利用特务和黑社会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外放可以让蒋孝武“眼不见心不烦”。二是为蒋孝武创造一个独立处事的环境、显示才干的机会。三是要消除社会各界对“家传天下”的疑虑。早在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就放风说，“将来国家元首一职，由蒋家人士继任一节，本人从未有此考虑”。现让蒋孝武离开台湾，以化解舆论对蒋家“家天下”的疑虑。四是外放新加坡，参与处理“外交”事务，增加政治资本。
蒋孝武在台湾时忙于吃喝玩乐，很少看书学习，到新加坡后能够阅读一些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的专著，以扩大知识面和对付工作事务。不久，“驻新加坡代表”胡炘退休，蒋孝武由“由副变正”。他在这一职位上干得很卖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多少改变了他过去不好的形象。比如，新加坡定期举办“春到河畔”的民俗活动，1988年时曾邀请上海杂技团去新加坡参加演出，蒋孝武得知这一情况后，建议新加坡的旅游促进局与台湾的“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交通部观光局”、“新闻局”等单位联系，邀请台湾传统艺术团体参加1989年举行的第三届“春到河畔”的民俗活动。在该届活动中，海峡两岸的艺术团同台演出，一时传为佳话。
蒋孝武的第二任妻子是蔡惠媚。蔡家与蒋家比起来当然有差距，但也是台中县清水的名门望族，父亲蔡垂壁曾赴日本留学，学成后回台经营“安利船务公司”，在海运界颇具知名度。1975年，16岁的蔡惠媚在台北的一所美国学校就读。两年之后，蔡惠媚已经长成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女，并且周围围绕着一些慕名而来的追求者。
蒋孝武第二任夫人蔡惠媚
那年，她同朋友到台北圆山俱乐部咖啡厅去喝咖啡。刚好和朋友路过此处的蒋孝武经朋友介绍认识她后，当场下决心要与这个年龄比他小一辈的美人结婚。蔡惠媚不是嫁不出去的姑娘，对年龄太大、有一双儿女的蒋孝武兴趣不大。蒋孝武每天风雨无阻地接送她去学校，追逐蔡惠媚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蔡惠媚从学校毕业后，原打算到美国去留学，好避开蒋孝武，但被蒋孝武出面干扰未成，只得进入台湾的泛美航空公司办事处工作。不久，蒋孝武又“邀请”蔡惠媚做友兰、友松姐弟的家庭教师，并且常去蔡家露一手烹调手艺，以博得蔡家二老的欢心。
经过10年时间，蔡惠媚身边的追求者知道蒋孝武志在必得，一个个都离她而去。蔡惠媚对于蒋孝武的穷追不舍，一半因无奈，一半被他的诚心感动，1986年4月1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家举行婚礼。由于蔡惠媚对蒋孝武的两个孩子十分疼爱，所以孩子同她相处得十分融洽，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亦师亦母亦友。由于年龄相差不大，蔡惠媚和友兰、友松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代沟，他们会像朋友般在一起畅谈流行音乐、影视明星。对于定期前来看望孩子的生母汪长诗，蔡惠媚以礼相待，成为朋友。
对蒋孝武而言，与蔡惠媚在新加坡生活的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因为他有了蔡惠媚，有了可以倾诉的对象。两人相知相惜，蔡惠媚经常陪他出席各种聚会，也陪他穿着短裤拖鞋上街吃大排档。蔡惠媚不仅是生活伴侣，也是他精神上的重要支柱。
在此前后，蒋孝武的同父异母哥哥章孝严已是“外交部常务次长”，作为下级的蒋孝武对兄长的态度有所调整。双方关系以前就很紧张，对章家兄弟蒋孝武经常时出恶言，岛内不时传出他们兄弟不和的消息。蒋孝武到新加坡后，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均有较大改变，与章孝严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好转。蒋介石诞辰100周年时，蒋孝武从新加坡赶回台湾参加纪念活动，一天上午10时左右，突然来到台“外交部”大门口，主动要求晋见“常务次长”章孝严。章孝严得知后立即出门迎接，两人几乎相拥着进入了章孝严的办公室，关门长谈100多分钟。蒋孝武一直对章孝严以“次长”相称，但又表示说：“你是我业务上的主管，我不能僭越。以后在你办公室以外会面时，我便以兄长称呼。”章孝严对蒋孝武改弦易辙，主动和好一事十分高兴。
蒋孝武在其父病故后、台湾政坛出现的巨大变化中，竟然站在李登辉一边，支持李登辉等人压制“拥蒋派”，帮助李登辉打击自己的亲叔叔蒋纬国，这种“大义灭亲”给临终前的蒋孝武自己带来巨大压力。
公开指斥蒋纬国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病在台北去世。第二天，蒋孝武即从新加坡赶回台湾奔丧，在机场上与迎接他的弟弟蒋孝勇抱头大哭。2月4日，蒋经国去世后规定的三周丧假一满，他与蔡惠媚回到新加坡。奔丧期间，他在谈到对未来台湾政局的看法时，无视宋美龄、蒋孝勇、蒋纬国及许多国民党元老“反对李登辉兼任中国国民党主（zhu）席”的正确立场，声称“非常支持党政一元化的制度”。在同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十三全”上，蒋孝武为显示不受蒋家的影响，违反兄弟的约定而放弃参选中央委员，结果蒋家的蒋孝勇、章孝严、章孝慈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且得票都不低，排名都很前。不过蒋孝武心里明白，父亲去世后，他已失去靠山，处境只能是一天天恶化，如果硬要在政坛上开辟一道广阔的天地，只会招来更多的困扰。
1990年元月，蒋孝武卸任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代表”，出任台湾“亚东关系协会”驻日本东京办事处“代表”。这是李登辉的安排。这个职务相当于“大使级”，历来由“部长”级人选担任，前几任驻日“代表”马树礼、毛松年、马纪壮，分别任过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侨委会委员长”和“总统府秘书长”。李登辉能让蒋孝武出任如此要职，表明对蒋家还是很照顾的。蒋孝武在这个职位上也干得很卖力，利用自己的家世背景，在日本上下、朝野、民间、侨界四处活动，建立了广泛的关系，赢得了各界的“好评”，也得到了台湾当局高层的赏识。由于，岛内出现的“非蒋化”、母亲蒋方良晚年凄凉、弟弟蒋孝勇举家迁往加拿大、社会舆论对他本人的质疑，使得蒋孝武心情不好，时常酗酒，身体一天天垮下去。
1990年3月，国民党内围绕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爆发激烈冲突。一批追随蒋经国的元老和要员，为遏制李登辉暗中排斥异己、毁坏国民党的图谋，在宋美龄、蒋纬国等人的支持下，力图阻止李登辉连任。作为蒋家主要成员的蒋孝武，于3月8日深夜抵达台北，3月9日中午面见李登辉。见过李登辉之后3个小时，蒋孝武举行记者招待会，攻击蒋纬国是“假民主之名，图夺权之谋”。他的举措沉重打击了蒋纬国的自信心，毁坏了蒋纬国的名声。不久，林洋港、蒋纬国自动宣布退出竞选“总统”与“副总统”。此举也使蒋家内部的裂痕搬上台面，败坏蒋家在台湾政坛上的名节，同时成为李登辉等人嘲弄和玩弄国民党“元老派”、“拥蒋派”的笑料。蒋孝武投靠李登辉无非是为了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惜辱骂亲叔叔蒋纬国，不惜与亲兄弟反目成仇，他的背叛行为没有得到什么实惠，因为他的生命之火在熄灭。
孤独的妻子
为儿子的成长，蒋经国花了极大心血。他在世时曾几次向身边的人慨叹：“治理国家，都没有比管教儿子难。”蒋经国为了扶助次子，甚至在官邸中专开一房间，雇了两个体格魁梧的教官，以提高蒋孝武的体质。不过，早在1982年间，查出蒋孝武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症和慢性胰腺炎，但是没有出现恶化的任何症状。特别是在与汪长诗离异的整整10年中，他情绪不稳定，对外受社会上批评他搞特权的刺激，对内常与蒋孝勇争宠而时有冲突，生活上又没有规律，再加上晚年的家庭和政局变故，使他的喝酒习惯越来越严重，对体质造成严重损害。
1991年6月，蒋孝武被免去职务后回到台湾，准备接任“华视董事长”一职。6月30日又感到身体不适，住进荣民总医院治疗，诊断为胰腺炎，经药物治疗后，病情略有好转。7月1日清晨5时45分，他的呼吸与心跳均已停止。
蒋孝武走得很突然。章孝严在一篇回忆蒋孝武的文章中说：他接到电话后“匆忙换了衣服，跳上计程车，直奔荣总。到达荣总才6点18分。一路上，我以为你一定是病危正在急救中，怎么也不能料到，一到病房，看见惠媚一个人在病榻左边，搂着你的头，叫着你的名字，右手抚着你的额头，你已经过去了！你真的走了！走得太突然，走得太意外了！前一天下午，你、惠媚、美伦（黄美伦，章孝严妻子）和我，我们4人还在蔡府二楼客厅有说有笑，从下午4时一直聊到7时，你精神一直满好的。你提到当前的政局，你提到两岸关系，你提到对华视的期望，你提到要制作一个有意义的政治访谈节目，你提到4日要到新加坡陪友兰、友松住一段时间，然后送友兰到瑞士去进大学，你也提到友松正要考试”。
他的猝死，令人意外。7月31日，台湾当局为其举行葬礼，把他安葬在三芝乡白沙湾安乐园基地。蒋家成员中，蒋孝勇和甚少露面的蒋孝章的丈夫俞扬和参加了家祭。蒋孝武的前妻汪长诗亦前往致祭，但是其他蒋家成员包括宋美龄、蒋方良、蒋纬国、蒋孝章、徐乃锦、蒋友梅则未露面。显然，蒋家成员不理解他在临终前1年4个月间对蒋家的背叛行为。
蔡惠媚送蒋孝武最后一程
蔡惠媚作为蒋家的第一位本省籍媳妇，与蒋家成员来往有限。她和蒋孝武1986年4月结婚时，蒋经国身体状况已经不好，蔡惠媚只能是礼节性的拜访。在她结婚后1年9个月，蒋经国病故。结婚6个月后，宋美龄于1986年10月，从美国来到台湾参加蒋介石诞辰100周年纪念典礼后在台湾生活3年多，不过蔡惠娟在台湾的时间少，在新加坡的时间多，因此两人没有过深的来往。蔡惠媚进家门时，蒋方良已经70岁，两人的共同语言不多。见面次数也有限。蒋孝武走后，独自一身的蔡惠媚，平日刻意避开新闻媒体的追踪采访，只有在每年公公与丈夫的忌日，才会在媒体前露面。其余时候，除了到官邸探望孤独的蒋方良外，偶尔爬山、打网球。蔡惠媚只与丈夫生活了5年余，丈夫正值壮年时去世，她正值妙龄丧夫，生活就是这么冷酷无情。
蒋孝武生活了46年，像他那样的条件，像他那样的地位，实在是走得太早了。蒋孝武的路完全是一条政治特权庇护下的路，他靠蒋家特权崛起，靠蒋家特权存在，当蒋家特权消失的时候，他出现强烈的不适应症，甚至能够背叛蒋家而取悦于李登辉以换取特权。他的表现和病故，成为蒋家结束权力顶峰过程中的一段插曲。
【摘自：《蒋家三代人》 刘红/著 华文出版社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购买】
图书信息
书 名：《蒋家三代人》
作 者：刘红
出 版 社：华文出版社
书 号：9787507539431
定 价：46元
我们熟知的蒋介石的后代有过怎样的生活和经历是你我所不知，庞大的蒋氏家族是怎样演绎着这样那样故事，他们如何从政治化、特权化、神秘化到平民化呢？多年从事研究台湾问题的刘红教授将在他的这本专著里清楚的告诉你，故此我们向你积极推荐。
内容简介
从政治、经济角度看，蒋氏家族只辉煌了三代，开始于*代，维持于第二代，败落于第三代，果真应验古话——富不过三代。蒋氏家族*代的创业是和蒋介石政治上的发迹同步的，蒋介石在建立政权的同时也把浙东北小镇上的蒋家变为至高无上的蒋氏家族；蒋氏家族*代的创业也和宋美龄的加入有关，宋美龄在加入蒋氏家族后，拉近了蒋家和社会的距离，加快了蒋氏家族的“特权化和贵族化”。历史上的蒋氏家族，曾经在22年内控制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可以说是党、家不分，国、家不分，以家代党，以国为家，这样毁了国民党的“国”，也不利于国民党的“党”，当然也衰了蒋家的“家”。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蒋氏家族，曾经炫耀于历史，为历史留下无数值得评说的题材。
作者简介
刘红，江苏南通人，1954年9月出生，南京大学历史系77级学生。2008年6月调入北京联合大学工作，为文科二级教授、学科带头人。主要兼职有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兼学习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理事、海峡两岸贸易交流协会理事、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对台宣传专家组和涉台出版物审读专家组成员、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专家团成员等职。长期从事台湾问题研究，曾先后主持和参加过6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及多项其他课题研究。个人发表有《蒋介石大传》、《民进党执政状况研究》和《海峡两岸观察》等十数本著作，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和数百篇时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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